1938年2月，新8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负责西起黄河大铁桥至东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黄河大铁桥已被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河对峙。新8师数次派出便衣袭击队，与在沦陷区坚持战斗的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支队配合，袭扰日军。最成功的战例，当数夜袭小冀镇日军粮秣仓库。
对峙至5月，战局对我严重不利。5月23日，土肥原的第14师团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蒋介石急令薛岳指挥4个军追击围歼土肥原部，未能成功。6月6日敌陷开封，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1战区长官部紧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批准。6月4日，敌军攻打开封之际，我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5日，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亲临赵口督促。下面，就谈谈我所亲历的决堤过程。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新8师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的电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8师加派步兵一个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师长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唯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大堤土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40米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40米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发现，由于上峰未亲临现场，错误地认为只要掘堤的人多，就可以迅速扩大决口。其实，由于决口处过于狭小，人堆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是另择地点开掘。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火为债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在商总司令的办公室，由蒋在珍呈报我们的建议，我在一旁又作了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还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对我们的建议，商总司令并未表态，只是命令我们立即返回赵口，协助53军1团改善技术，力争尽快放水。
我与蒋师长又立即返回赵口，正在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时，忽然接到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8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地答道：“以地形而言，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回到京水镇已经是夜里10时左右，刚刚吃过晚饭，商总司令就派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前来督促决堤事。商议中，定下两条原则：尽快完成任务;尽量缩小受灾地区。虽然决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当局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生命。商议之后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领命后，我马上着手准备。夜里12时，我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到达堤上，但见脚下河水潺潺，水位莫辨，一弯月牙儿在云中浮游，时隐时现。微风拂拂，十分凉爽。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岂料所带4支手电筒，非仅光亮微弱，且灯泡质量也很低劣，才用了一会儿，就全部烧坏。我看看表，已是6月7日凌晨两点钟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不敢摸黑盲目选址，乃决定上车休息，待天亮后再勘察选址。5个人挤在车上，只能坐以当卧，人已倦极，但无人能睡，只能坐待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