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
16世纪20年代中，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武装斗争席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联合起来了，他们举起了反抗的义旗和大刀，直冲向贵族领主。这是西欧中世纪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革命导师恩格斯称它为“德国人民最伟大的革命尝试”。
德国南部地区的农民战争是16世纪初德国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矛盾斗争的必然产物。德国15世纪末，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首先表现出来。贵族领主凭借其政治权力肆意侵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财产，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为表达这种不满情绪，农民向他们的直接领主、贵族提交了大量的请愿书和抗议书。据德国历史学家布瑞克统计，在上士瓦本地区，巴尔特林根起义军曾向贵族领主、修道院领主等提交怨情书、陈述书达77份。这些怨情书都是在1524年起义的初期提交的。
16世纪初，罗马教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出售神职习以为常。据统计，单是在1520年，就大约有2000个官职是卖出去的。教会各级上层人士都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瑞士一个主教不但对教士的放荡行为放任自流，而且向他们按私生子的数目收款，名为实行惩罚，实为中饱私囊。教会的丑闻和聚敛行为不胜枚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愤慨。
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教会十分猖獗，它一方面阻挠统一，一方面把德意志作为重要的搜刮对象。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每年达30万金币，人们称德意志为“教皇的奶牛”。
世俗诸侯(封建主)，一方面不满德意志教会的横行无忌，他们不但反对财富流向罗马，还觊觎教会的巨大财产。各封建主仗着自己的权势，横行霸道。他们强占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不断增加地租;任意设立关卡，征收高额的赋税;随便铸造劣质货币，骗取金银;有时公开行劫，掳掠民财。城市中的平民群众，如破产的手工业者、帮工、日工、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境况尤其悲惨的是农民。农民遭受着教、俗封建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肩负着什一税、地租、人头税、战争税、死亡费、结婚费、财产转移费和劳役的繁重负担，面临着挖眼、割鼻、截指、断手等刑罚的威胁。他们燃烧着对教、俗封建主的怒火。
15世纪末，秘密组织的“鞋会”在南部一带的农民当中发展起来。农民在旗帜上画着一只鞋子，表示决心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一些地方性的起义已经在不断地爆发。教士集团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上层人物行为堕落，下层教士收入低微，生活接近普通群众。因此，德意志的一切社会矛盾都围绕着教会剧烈地发展着。从1518—1523年，德意志每年都发生农民起义，1524年，起义更是接踵而起，最后形成了全德意志的农民战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了战斗。
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拒绝为贵族服劳役，发动起义，揭开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第一页。起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神甫，反教皇主义者，倡导消灭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和他的信徒步遍许多城镇，积极推动斗争。起义者提出自己的纲领——《书简》，号召推翻封建制度。士瓦本贵族慑于起义的威力，一面集结兵力，一面同农民谈判。第二年初，农民发现受了贵族欺骗，于是拒绝谈判。起义席卷了士瓦本全区。在战斗中形成6支起义队伍，人数多达3—4万人。起义军夺取城市，占领和捣毁寺院与城堡，强迫封建主将粮食和武器交给农民。1525年3月，6支起义军的领袖在梅明根集会，制定了《十二条款》，作为斗争纲领。《十二条款》包括从农奴制压迫下恢复人身自由，限制地租和劳役，收回被贵族霸占的农村公社土地，把什一税用于支付教士的薪俸和公共事业，农民自己选举本地宗教事务的管理人。这个纲领虽带有温和性质，但它部分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