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还有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原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