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祁连山下长大，祁连山充满着我童年的渴望和梦想。那时候，我经常缠着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的故事数也数不清。每到夜晚，我就躺在她的怀里，她总是把我带入另一个缤纷的天地。
一些故事大多因记忆和时间的久远而模糊忘却，而那晚奶奶给我讲的故事，我却记忆犹新。
那个静静的夜里，昏黄的煤油灯下，奶奶思忖了许久。
红军时期，她是名女团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她的部队被打散了，她和十几个女战士被敌人包围在祁连山上，子弹打光了，石头也扔没了。
敌人向她们喊，缴枪吧！你们是女人，我们不杀你们，只要你们投降！
女团长对战士们说，我们誓死也不当俘虏。女战士们视死如归，纷纷跳下了万丈悬崖。最后只剩下她自己了，当她昂着头走到悬崖边时，忽然感到腹中疼痛，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强撑着坐了下来，腹中的孩子使她没有跳下去。
她被俘虏了，在战俘营里她只字不说，敌人用尽酷刑折磨她、虐待她，她依然闭口不言。她在战俘营里煎熬了两个月，敌人见她实在没有价值，就将她拉到集市上当做牲口卖掉。一个国民党哑巴兵用几个银圆把她买回家。哑巴是个当地人，在军队里管背死人和做饭，没有打过一枪。哑巴将她带到了戈壁滩下一个又荒凉又贫瘠的村子。在这个小村子里，没有人清楚她的来历，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个女红军。哑巴很老实，白天出去放羊，晚上回来吃完饭，就老老实实地回另一间屋子睡觉。
半年后她分娩了，是个男孩。她抱着呱呱坠地的孩子痛哭失声，这是红军的血脉啊！
孩子渐渐长大了，她让孩子喊哑巴为爸爸，哑巴欢喜得不得了。哑巴比划着手势对她说，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她用树枝在地上写，祁连。
十几年后全国解放了。她想去找党找部队，动过走的心思。哑巴害怕她带祁连走，成天心事重重地蹲在门口守着。
她和哑巴打着手势，哑巴似懂非懂地摇着头，死死地搂紧祁连，嘴里发出嘶哑的叫声。她知道哑巴舍不得他们。后来，她还是留了下来。这样一年又一年，她的头发白了，祁连和哑巴也处得分不开了。
祁连的父亲到底是谁呢？我插言。
奶奶说，看你这小丫头，再多嘴，奶奶可不说了。
我赶紧闭上了小嘴，支棱起耳朵等着奶奶的下文。
闹“文革”的时候，一群戴红袖章的人来到院子里，说是要将当过国民党兵的哑巴拉去批斗。
哑巴吓得躲在屋里。这时她走出屋子挡在前面，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没有做过坏事，我可以证明。
他们当然不信她的话，纷纷质问她。她拿出半张报纸，指着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说，这个人曾经是我的兵，他可以为我证明。
来人惊呆了，谁都不信又不能不信。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上边，惊动了上级。省里派来了一个大干部，开着吉普车来的，见了她还没说话，就向她举手敬礼。
她哭了好久好久，像是和家人失散多年的孩子。她把祁连拉到大干部身边说，他是红军的骨血。
不久上级派专车专人要将她和祁连接走，哑巴依依不舍地为她收拾好行李，拿出家里仅有的钱给了她和祁连。她望着已经到了斑斑暮年的哑巴，将行李展开，她留了下来。
故事完了吗？我问。
奶奶说，完了。
我觉得没完。
奶奶说，完了。
我在被窝里说，那个女红军现在多大了？和奶奶差不多了吧。
奶奶掖了掖我的被角，叹了口气，是呀！她也老了，老得都不能动弹了，她真想去那个山头给那些姐妹们烧个纸呀！她们都牺牲了可她还活着，她们要是活着，也像她一样子孙满堂了。
在煤油灯下，奶奶的眼里闪烁着亮光。在炕头上纳鞋底的娘抽泣起来，奶奶也擦了一下眼角，不再说什么了。
我看着奶奶想，今天奶奶说的故事和以前说的不一样，而且是发生在我们祁连山的。
谁是那个女红军呢？谁又是祁连呢？我带着这些疑惑进入了梦乡，明天奶奶会告诉我答案的，每次故事讲完后都是这样。
然而，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娘的哭声唤醒了，奶奶去世了。
没有人告诉我，奶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它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谜。奶奶会不会就是那个女红军？可我爹不叫祁连叫连发，村里人都管我娘叫“连发家里的”。村里有两个哑巴，一个是大个子哑巴骡子爷，一个是明明，但明明绝不是奶奶讲的那个哑巴，他才是个小屁孩。
没过半年，骡子爷也死了，死在了奶奶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