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六七年春末，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止大串联，要求红卫兵小将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游走在全国各地的数百万红卫兵小将们陆续返回了原籍。但学校并没有“复课闹革命”，大多数被打倒的教师因列为了“臭老九”，无形中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资格。学校不能上课，刚游逛了祖国山河、名山大川的红卫兵小将们余兴未尽，特别是在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后，汹涌澎湃的热血，并不能因返回了原籍而有丝毫衰退，便纷纷走上街头，三五成群、七八成堆，或即兴演讲，或背诵语录，或辩论观点，不亦乐乎。
此时，随着“文革”深入应运而生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农村生产队等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开始了自发性的整合，按各自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深浅不一、认识的程度不同，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造反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毛主席关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有紧跟毛主席，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伟气概。“保守派”的理论基础出自毛主席关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拥护”，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罢休。
两大阵营为了辩护观点，随时随地在街头、车间、院庭、田坎，甚至家庭、厕所里，只要相遇，便即可开劈口若悬河的辩论战场。
初期的辩论还是相对文明的，无外乎比试一番谁的口才好，谁的毛主席语录背得多，谁的辩论气势高等等，几乎也不伤大雅，顶多也就伤些彼此间的和气。但毕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有辩论不过、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免不了唾沫与相，直至大打出手。因辩论引起的打架事件每日里不断发生，初时的个体行为，逐渐升级到了群体性斗殴。进而演变到了持械群斗，社会秩序开始失控。
67年初，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点烧了武斗的导火绳。67年4月，重庆发生了群体斗殴中使用枪支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第一枪。
至此，曾经遮遮掩掩的武斗，撩开了面纱，迅速感染遍全国，拉开了全面内乱的序幕。
(二)
荒郊、斜阳、小道。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影，警觉小心地前后左右扫视后，从小道上跳入齐人深的茂密茅草丛中穿行。斜阳的余辉，洒落在茅草上，晚风的轻拂，让这片荒芜的郊野幻起模糊不清的浅雾。
高个子瘦长的躯体，象一根刚从水中捞起的竹竿，因为赶路和紧张渗透的汗水浸湿了大半个身子，一脸凝重的疲惫更夸张地显现出病态。才四十挂零的人，此刻看上去五十都不止呢。
矮胖的小伙子却是异常地精力充沛，左右手各持一支驳壳枪，机警地不时用肘拐挥拨开身前的乱茅草，为高瘦男子趟开出一条简易的通道，嘴里还不时地提醒高瘦男子：“参谋长，小心些哦。”
被称作“参谋长”的高瘦男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江城市毛泽东思想红色江山造反兵团”参谋长，人称“刘诸葛”的刘大刚。
说起刘大刚，这人颇有些来头。47年刘大刚与两个朋友结伴北上，准备去东北倒腾人参，刚到吉林，便遇上国民党四处抓壮丁。刘大刚和两个伙伴落荒而逃，钻进深山老林又被土匪抢劫，幸好遇上了解放军获救，刘大刚便毅然参加了解放军。参军后，刘大刚随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南下解放广东广西等战役，由一名战士很快地晋升到了侦察参谋。51年刘大刚又随部队赴朝作战，不幸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中负伤，转回国内治疗。伤愈后，刘大刚转业回到江城市，被安排在市民政机关工作。一路由干事、副科长、干到了科长，眼看要提副局长的档口，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刚开始，刘大刚也和许多干部群众一样，闹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那些学生娃娃自诩为红卫兵，成天东游西窜，动辄就是打砸抢烧、造反夺权，很不以为然。但毛主席他老人家却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还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不得不引起了刘大刚们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