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一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军事上，蒋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仅1947 年一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152 万人；东北、山东、陕西的大片土地获得解放；济南、长春、锦州、沈一陽一等战略要地也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济上，国民一党一又面临着财政崩溃危险。1947 年的军费开支高达100 万亿“法币”，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7 万亿“法币”，照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话说，亏空的83 万亿“法币”“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财政部在上海有5 家大印钞厂，一分钟可以印制“法币”1600 万元，日夜不停地开机印刷，仍然赶不上需要，又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就立刻投入流通渠道。滥发钞票的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再加上政一府官员贪一污腐败，索贿受贿，一奸一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弄得全国老百姓无法生活。
有的编出顺口溜来唱：“大官大贪，小辟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在这样的困境中，蒋介石一再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他避开军事、经济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提，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同时严厉打击贪一污腐败和投机倒把，就能挽救危机，挽回民心，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虎”这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法币”说起。“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由过去的使用银元与制钱，逐渐过渡到使用钞票（纸币）与铜元。
但发行钞票的银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很混乱。蒋介石取得国民政一府领导权后，一直想推行法定货币，统一币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
这样，在经过多年筹划之后，国民一党一政一府在1935 年11 月3 日宣布，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一百元“法币”折合美元29．75 元。第二年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这样就形成了四大银行统治中国货币体系的局面。
“法币”开始行使时，信誉还是比较好的，到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只有14 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因为军费开支和物价飞涨，发行额增加到5000 亿元。从1946 年3 月到194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对共一产一党一的内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法币”发行额陡增至16 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 年8 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 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 倍，而物价上涨高达3492 万倍！据当时人记录，一斤茶叶要80 万元，一顶单人蚊帐和一条草席就要1290 万元，一市两黄金要值“法币”五亿元以上。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
蒋介石政一府也知道“法币”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发行新的一种钞票，来重新稳定金融危机。当时，国民政一府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王云五立即提出了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建议。他的办法是以政一府的行政手段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换给“金圆券”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另在全国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这项工作。
王云五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避暑时，专门把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找到山上，商讨币制改革的方法。
蒋介石表示，王云五的“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场的人也就不敢反对，纷纷表示赞同。蒋介石又问，现在赶印新钞票能不能赶得上8月份发行？俞鸿钧回答说，新印钞票来不及了。不过，抗战初期，国民一党一政一府曾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饼20亿元林森头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额票面，运到国内时由于物价高涨已不值钱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没有发行过，现在正好作为“金圆券”来用。蒋介石认为很好，让大家做好准备。不久，国民一党一开中央常委会时，通过了这一方案。8月1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行“金圆券”，并规定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币，应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可兑换“金圆券”200元。
白银每市两兑“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二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四元；过期不兑的，一律没收。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金银、外币和实行管制经济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而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去“协助督导”。同时，蒋介石又发电报邀请上海的一党一、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开会，要求他们拥护政一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否则就要严厉处置。
在这个背景下，蒋经国来到上海。名义上他是俞鸿钧的副手，实际上俞鸿钧正忙于在全国推行“金圆券”，上海完全由蒋经国独当一面。蒋经国也雄心勃勃，他在日记中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他向蒋介石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到上海，蒋经国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贾下了最后通牒，他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蒋经国调兵遣将，把他的秘密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纷纷召到上海，决定以原“勘乱建国总队”的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参加。在短短的时间里，蒋经国便选拔一出12339名青年，分为20个大队，配合军队、警察、宪兵，对大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他们搜查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审查帐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出黄金、白银、外汇换取“金圆券”；并且严格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许涨价。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与其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个别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将王升担任“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蒋经国的意图，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表示要“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蒋经国“上海打虎”
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9月11日，蒋经国也学着他父亲的办法，在上海请各界头面人物吃饭。
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一逼一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实业家，也被蒋经国一逼一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一奸一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因贪一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 多人。在这种高一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稳定在8 月19 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 亿元一下子提高到200 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信用只体现在政一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券”；同时在政治高一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一性一。结果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一奸一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 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一售。蒋经国发现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
孔令侃没想到蒋经国会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压力太大，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孔令侃先是去请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调解，然而吴国桢老一奸一巨猾，他才不肯在蒋家和孔家的冲突中乱掺合呢。他找个借口，轻轻地推托掉了。
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来了他的姨一妈一宋美龄。
宋美龄虽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但平时两人的关系不错，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特别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宋美龄待蒋经国如同亲生，蒋经国也很尊重这位后母。可是这一回，尽避宋美龄一再劝解，蒋经国仍然不肯松口。他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两家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向正在北平忙于军事大计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上海的意外情况。
蒋介石立即给蒋经国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且慢行一事！”
蒋经国立刻明白了这是宋美龄的花样，于是也向北平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告诉蒋介石：“慢则生变，慢则倒台。沪人怨声载道，500 万人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岌岌可危，经济管制毁在旦夕！草草收场，百姓遭殃。”
蒋经国没有夸大危机，此时上海的抢购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人们提着“金圆券”就像提着一一团一火，见到什么买什么，连棺材和寿衣都被人抢购一空！
蒋介石见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亲自乘飞机赶来上海。可他一下飞机，就被宋美龄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龄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蒋家和孔家不是一般的关系，损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蒋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布蒋家在美国的财产数字相威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袒护孔令侃。
第二天，他召见蒋经国，批评他办事太过火；又公开宣布扬子公司储存的货物不属于“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范围之内。
蒋经国垂头丧气，向等待消息的他的亲信们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然后再为国尽忠了。”
孔令侃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
运动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蒋经国凄凄惨惨地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市民书》，表示对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
被捕入狱的60 多个富商被释放了。
紧接着，翁文灏倒台，王云五辞职。
“金圆券”像脱缰的野马，在短短九个月内，就贬得一文不值。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面额的钞票相继发行，而物价也像天文数字般飞涨，一日数变。到1949 年4 月，要36 万元“金圆券”才能买到一块银元，比发行之初涨了18 万倍。到上海解放时，一块银元要值八千万元“金圆券”！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蒋介石政一府的财政金融再也无法挽救。而蒋家王朝在中国大一陆的统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