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遇到傅加明之前，我说尽了上海男人的坏话，说他们个个都是奶油小生。这年头，说谁是奶油小生，就等于是把谁封杀了。那时，我有一帮哥们，经常在北京毫无顾忌地吃饭喝酒，一点也不小资。总之，我觉得在北京过得舒服极了。
可老总却要派我去上海分公司，在恳求了半天之后还是无效，我依依不舍地与他们辞别。他们说，上海男人是从来不会理单的，你去了义气点，不就是花钱吗?
一想起北京的几个哥们，我就觉得心里有些愧疚，大家认识两三年了。可聚会时，我几乎就没理过单。一次，我刚想掏钱，他们就说话了："干吗啊，是否觉得我没钱?"
无奈，老总一句话就硬生生地拆散了我们。临分别时他们说，我们等着你回来。我心想，我这一去最少也得三年时间，回来时说不定黄花裙子和一包卫生棉给我，然后说，我在这看东西，你去WC吧。
天啊，真是郁闷。
刚到公司，他便迫不及待地递上了发票：段青青，这是为你买裙子和卫生棉的钱。阿拉上海话说得特别纯正，我看了他一眼，给他一百块，一共93块7角，我说，不用找了，剩下的算我给你的小费。
这是我和傅加明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上海男人仅存的一点好印象彻底崩溃了，这种男人，世界上居然真有!
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们居菜都凉了。
回想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去酒吧，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喝醉了，就天南地北地胡侃，到最后什么也没落着，他们还是光棍，还是一无所有。我的一个要好女友说，要是在上海工作三年，怎么着也得有辆车了。
到了上海后，是分公司的傅加明来接我。我下了飞机感觉有点不舒服，他说，你等等。我站在那里发呆，心想，可能是我的裙子上已经开了桃花。
他在机场买了一件黑然还是搭档!
我郁闷地给北京的朋友们发短信，我告诉他们，我在上海遇到了当代"黄世仁"。
他们说，要不，你就给公司打报告要求回北京。
我敢回吗?我好不容易混到了副总这个位子，月薪九千，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坚持到底。
傅加明很精细，我见过他掏钱包，一百面值的票子放一边，十块的放一边，这边是卡，那边是证，不像我，一抓一把，一点秩序也没有。说实在话，我讨厌有秩序的生活。
我们去沙巴克唱歌，服务生来结账时，我总是有点茫然。以前聚会都是别人理单，但现在不行了，于是我说，我来付钱。他冷静地看了我一眼："段青青，你太冲动了吧，这对于我们的业务不利，你要学会冷静，我们AA制，两不相欠。"
仿佛被当头打了一闷棍!
好，我说，AA制。
到底是谁发明的AA制?这样的冷血，我看他精细的面孔，心生厌恶，头梳得光亮，阿玛尼的西服每天都熨得十分有型，甚至，身上还用了男性香水。他说用蓝色格子手帕环保，不像我，用随身携带的纸巾，当着别人的面就擦鼻涕。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一起去吃饭，他便专心致志地小口吃饭，从不胡言乱语，可我把电视声音调得很大，看着娱乐新闻，说章子怡的八卦绯闻。他抬头看我一眼，你又没有核实过，为什么要说人家不好?
这种男人直恨得我牙痒，不过，他每天都把办公室收拾得一尘不染，而且窗台上还种了兰花，倒像是与世隔绝的道士。
我们的争吵大多来自于工作，我的材料总是做得马虎，他检查之后总是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声音虽小，却让我觉得非常烦，索性一甩手扔了材料，说："要是觉得不行，你自己去做。"
第二天看到他改过的报告，不仅细还很全面。公司的大会上，我得到了老总的表扬，当然对他心存感激。我回头打量着他，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在给兰花浇着水，欣赏着电脑里放的古筝曲。
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请他吃饭。他带我去上海三十年代的老饭馆，还点了上海的本帮菜。喝了点清酒的他脸颊微微有点红，上海话说得更绵软了，手指伸出来又白又细。很快，我就喝多了，借着酒劲，我口无遮拦地说上海的种种不好，说他的种种不是，说他太干净、太卫生、太讲究，说他太认真、太妥贴、太没有激情……总之，他太不符合我的标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