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时，在学校踢一场足球比赛，我带球沿边线向对方球门狂奔，一不小心球踢大了（就是脚法有点儿臭），但也没出界。可就在我低头赶到时，场外的一个学生突然起脚，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闭上眼睛，直接被那个足球砸在了眼球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眼前一片发黑”。于是，一只左眼，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代价和纪念。
虽然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读书、就业、娶媳妇之大业，但每次见到盲人，我都有种“亲切感”。也许心底，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恐惧吧，恐惧于这独留的一只眼，还能支撑多少年。
巧的是，在我的采访和读书经历中，还真有三位盲者给我以启示。
第一位叫郭红仙，五年前我采访过她。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却在11岁母亲去世后就挑起生活的担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苦情故事，那你错了。这个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女子在这尘世中有着颗诗心。
从童话到散文到诗歌，一段段优美的文字如溪水一样从她心里流淌出来。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几十篇作品。第一次发表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了20块钱稿费，郭红仙一说到这就笑了：“当时我‘晕晕乎乎’，北都找不着了！”我问她稿费用来干什么了，她又笑了：“那当然是买菜了！难道我还找个相框装起来不成？”
我仍旧记得那天我穿过那个村庄的小街拐来拐去，记得郭红仙干净的家，记得她一首诗的题目——《给我一天光明》。
第二位叫张娜，她在一家学校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天我看她熟练地上楼，根本不像是眼睛不好的人，她笑笑：我看人只能看个轮廓，这楼梯，我走得太熟了。和郭红仙一样，张娜也有着一颗诗心。在长久的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她大部分内容，也给了她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满足。她的一篇文章去年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喜欢朗诵，并把自己朗诵的作品贴到博客里……
第三位叫周云蓬，“九岁失明，学会了弹琴、写诗，云游四方”。他这样看待宿命：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于是，周云蓬背一把吉他坐上了他的绿皮火车，他写下“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责备我不开花/不繁茂/即将速朽，没有灵魂……”，他唱着海子的《九月》，也唱着自己写的《中国孩子》。稍有安顿后，他又发起众多歌手制作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收入全部用于帮助贫困盲童，为他们购买读书机、乐器、MP3。他这样写道：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感谢生活和阅读，让我在16岁时，那个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刻回到阳光底下。我依然感恩，感恩我能够用右眼看到这些人，读到这些文字。世界于他们而言，是一片黑暗，但他们却坐在黑暗里唱起了歌儿。我想，那歌声就如同那根干净光滑的盲杖，教给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人们，如何在这世界上去寻找道路和光明。
